借我一生

　　 一
　　
　　在我忙着挖防空洞期间，外公到了上海。
　　此时的外公，已经七十二岁，在乡下过日子还算安定，因为有小舅舅朱仲林先生照顾他。
　　小舅舅毕业于余姚中学，没上过大学，但智力水准很高。他先在苏州一家化工厂担任技术员，后来在国家动员城市职工下乡务农的运动中，拖家带口回家做了农民。他快速地在乡间建立了威望，原因有三：一是肯吃苦，又善于在农活上动脑筋；二是他会讲故事，每天晚上家里都挤满了听故事的乡亲；三是他能看懂上级下发的各种文件，在大量官样文章背后找出每一个文件的真实意图。结果，才几个月，乡间的上上下下，都离不开他了。
　　外公有了小舅舅的照顾，不必像以前那样亲自张罗生计，便心生悠闲，想来再看一次上海，这座他度过了少年、青年和大半个中年的城市，这座居住着他的大量亲戚和朋友的城市。
　　外公这个人，一生对灾难缺少敏感。这次来上海，还是这样。
　　那天我穿着浑身泥渍的衣服回家，看到他，惊喜地叫一声“外公”，他回身看我一眼，问：“啊，是秋雨，下田啦?”他忘了自己今天已经到了上海。
　　我说是挖防空洞，他也不细问，两只手不停地摸着显然刚刚剃过的光头顶，说：“秋雨啊，我活了那么久，你知道什么事情最让我快活吗?”
　　我没想到外公在阔别多年后一见面会向我提起这个具有人生概括意义的大问题，不禁精神一振，等待着他的答案。
　　他笑了笑，说：“光头，刚剃完，用手慢慢摸，最快活。”
　　
　　我听了，失望地“唔”了一下，心中暗笑外公。
　　三十年后的此刻，我又“唔”了一下，心中暗笑自己。
　　那天他一到我家就下楼剃头去了，因为看到楼下有一个扬州师傅的剃头铺子。我们家乡也有剃头店，但手艺比不上扬州师傅，主要是少了那种“上下其手”间边边角角的小舒服。外公对上海生活的怀念都是极琐碎的细节，今天一来就快速地偿还了一笔多年的相思债。当然还有其他好多笔，他早在心头做了一个账本，准备这次一笔笔勾销。
　　他又摸了一下头，转身对我妈妈说：“阿文怎么还不回来?明天是礼拜天，要他陪我去老半斋!”
　　“阿文”是他称呼我爸爸的小名，老半斋是上海的一家老面铺，做的镇江肴肉很有名。这显然又是他心头的一笔债。
　　妈妈抬头看了看外公，平静地说：“阿文回不来，被隔离了。”
　　“什么?”外公没听明白。
　　“隔离。说是有问题，关在单位里。”妈妈说。
　　外公对于自己不知道这个消息有点生气，“你婆婆在乡下经常见面，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有什么用?”妈妈说。其实，我猜想祖母是曾经想告诉他的，但每次见到他都是这么一副乐滋滋的模样，不知从何开口。
　　“关在哪里?我明天去看他。”外公对妈妈说。
　　“你不能去。”妈妈说。
　　“我这么大年纪了，怕什么?”外公说。
　　“你是地主，这也是他要交代的问题。”妈妈说。
　　“那我就不去。”外公很干脆。
　　第二天，他独个儿步行去了老半斋。
　　我想象着外公走在上海街道上的情景。
　　街道对他既熟悉又陌生。
　　他对街道，也是既熟悉又陌生。其实，上海的街道与他上次来，没有太大区别，除了标语，其他都是旧的，而且越来越旧，一派不想作任何改变的固执模样。
　　但是相比起来，更固执的是他。人固执起来，什么也扭不过。
　　由他，我想起一幅图景。有一天全市的造反派不知庆祝什么，满街人头济济、锣鼓喧天，我到静安寺去修鞋，被闹得头昏脑胀。但是正在此刻，我被一个奇怪的形象吸引了。一位瘦瘦的老太太，七十多岁了吧，穿着一身紧身的老式法国时装，头戴一顶银灰色软帽，与身边密密层层穿着宽大军便装的二十几岁妙龄姑娘相比，她甚至说得上“风姿绰约”。她严格地按照红绿灯过马路，来到一家叫“西区老大房”的食品店，要一块很便宜的鹅牌咖啡，又与服务员商量，在柜台里找出一套匙碟，泡上。她站在沿街柜台边用小匙慢慢搅动咖啡的姿态，恰似在巴黎拉丁区。我惊恐地看了看四周，担心她遭来麻烦，但是，她的旁若无人和至高年岁，使人们无法向她靠近。我想，外公去老半斋，一路也是这样的吧?
　　两位老人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为什么周围的厉词恶语能伤害我们?因为我们与它们处于同一个语法系统之中。两位老人呈现的是另一种语法，因此与周围世界无法沟通，当然也很难造成伤害。
　　
　　二
　　
　　外公住在我家，亲戚们都来看他，我又见到了长久未见的姨妈和表哥王益胜。
　　姨妈脸色有点疲惫，但仍然精神抖擞，像是在忙着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益胜哥中学毕业后到闵行的上海电机厂做了工人，是模具翻砂工。我想这对于寄托了大半辈子企盼的姨妈来说，一定颇为失望。但是，当她得知我这些年来的经历，心里也就平衡了。
　　“不读大学也好，益胜受不起你那么多苦。”她对我说。
　　益胜哥魁梧奇伟，穿着一身显然认真裁剪过的合身白衫裤，即便远远看去也非常吸引人的注意。但他今天好像与姨妈有什么疙瘩，姨妈一次次向他投去审视的目光，他一次次避过，故意与我讲话。
　　姨妈看了我一眼，笑笑，然后摆出把话挑明了的神情，正面询问益胜哥：“中午没去?”
　　“去啦。”益胜哥回答。
　　“没去!”姨妈口气硬了。
　　“去啦!”益胜哥口气也硬了，“没找着。”
　　“我远远跟在你后面，你根本没进复兴公园的门。”姨妈说。
　　我大体能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什么事了。听前两天来看外公的二舅舅说，姨妈现在一直张罗着为益胜哥找一个妻子，到处托人介绍，还强制性地安排了一个个约会的地点，益胜哥却躲来躲去，爱理不理。
　　“你跟着我?”益胜哥想对姨妈发火了，但一接触到姨妈的目光就软下来了。他看到事情已经摊开，便向我苦笑一下，说：“我妈想包办我的婚事。”
　　姨妈说：“那女孩我见过，比以前几个都好，文化程度也高。”
　　益胜哥嘲讽地说：“是啊，文化也太高了，我连她的名字都写不来，这怎么谈恋爱?”他笑着转向我说：“放着珍珠宝贝的‘珍’字不用，用了一个西土瓦的甄，说也说不明白。后面一个字，是声音的声的繁体，去掉一个耳朵，换上一块石头……”
　　我说：“甄磬，这两个字还不算太生僻。”我突然产生怪想，问：“不会姓颜吧?”
　　姨妈吃惊地回答：“正是姓颜，你认识?”
　　我说：“不。我是觉得这三个字合在一起，发音上很像中国古代一位大书法家的名字。”我又把这个名字一字一字地读了一遍。
　　
　　四
　　
　　外公对这些婆婆妈妈的谈论不感兴趣，走到阳台上去了，但他听到了颜真卿，立即转身回来。看着屋里这些不太可能谈论颜真卿的人他有点困惑，只得问我一句：“秋雨还在弄颜真卿?”
　　他这个“弄”字用得太不妥当了。如果光说我在练颜真卿的字，说“弄”还很大气，但屋子里其他人心中的“颜真卿”可是颜甄磬，一个女孩子。在我们家乡，说到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万不可动用这个“弄”宇的。
　　我连忙向大家解释外公的本义，然后回答外公：“还在练。”我小时候练颜真卿还是外公提议的，由他的提议，我向叔叔说起，于是有了购买《祭侄帖》的事。现在我为了纪念叔叔，一有空就磨墨练习《祭侄帖》。这些后事外公就不知道了，尽管他已听说叔叔的不幸亡故。
　　那天晚上，等姨妈、益胜哥他们一走，外公要我写一页颜体给他看看。
　　当我才写一行的时候外公就非常吃惊。等我写完半页，外公已在对我妈妈说：“秋雨已经写得比我好了。”
　　妈妈说：“他练这本帖子，是纪念叔叔，所以用心。”
　　外公没有追问叔叔和这本帖子的关系，只是在嘴里不断念叨：“今后我不能写了。真的，我现在一写大字就手抖，以后都要让秋雨写……”
　　我知道，他所说的写字，是乡人叫他写墓碑。
　　妈妈说：“年纪那么大了，真可以不写了。但是，你最后还必须写一块，他叔叔的。”
　　外公知道这事他不能推，我的祖母在乡下也郑重地托过他。
　　外公一直害怕我叔叔，在叔叔面前总觉得自己是旧社会的落后人物，句句是错。他为叔叔写墓碑，一定抖抖索索，十分拘谨。当然，我也能想象叔叔在天之灵的惊异：自己的生命，竟由这位被自己一直看作“破产地主”的悖时亲戚的笔，来封合。
　　叔叔那块墓碑，当时由于经济原因，做得实在太小，外公又很不合宜地写了“同志”二字，好像是他在山林茂草间悄悄地为这位屈死的晚辈平反昭雪。但我叔叔一生没参加过任何党派社团，从来不是谁的“同志”，而外公，也不存在以“同志”的名义为他平反昭雪的身份。由于每次见了这方墓碑总觉得有点滑稽，与悼念气氛不合，在大地回春之日，我们重修叔叔陵墓，不得不换了一块，这次是由我来恭敬书写了。我们还特意把叔叔墓前的水泥平台，一直铺到不远处的外公墓前。
　　这是后话。
　　
　　五
　　
　　我在写颜真卿受到外公表扬之后，来了兴致，每天挖防空洞回家，都要在外公面前练毛笔字，请他指点。
　　外公还是不断地摸着光头，声声称赞。我听得出，他的称赞主要不是针对我的书法，而是在感叹儿孙辈长大的迅速。因此，称赞声中夹带着一点失落。
　　“苦练一辈子，却被自家儿孙一步超过！”他自我解嘲。我拿着蘸好墨的笔让他写几个，他总是不肯。
　　这种情景应该有点普遍性。很多年后，上海戏剧学院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女教师徐频莉告诉我，她父亲半辈子迷醉写作，日日练笔，月月投稿，坚韧不拔，有一天拿出一本新到的《人民文学》杂志给正在欢蹦乱跳的少年徐频莉看，说：“整天只知道玩，人家与你一样的名字，文章都发表到《人民文学》了!”当徐频莉怯生生地告诉父亲，这正是自己的作文，老师推荐发表的，从此父亲不再练笔，顷刻老去。
　　记得我当时给徐频莉讲了一条美学原理：“滑稽比悲剧更残酷。你让本来充满了悲剧感的父亲突然感到了自身的滑稽。”
　　我的字，倒是没有对外公产生那么大的冲击，但确实由于我，他握惯了笔杆的手更多地去抚摸头顶了。
　　其实当时我能握笔杆的时间也不多，天天握着铁锹挖防空洞。
　　有时，工宣队员和后来进校的军宣队员，也会来到挖防空洞的现场，大声朝我们喊：“谁会写毛笔字?”
　　那年月，标语、布告、大字报每日不断，会写毛笔字的人总是不够用。
　　“不会写!”我们大声回答。
　　工宣队、军宣队看我们劳动那么辛苦，心想如果能写毛笔字谁不想放下铁锹换毛笔轻松一会儿?因此估计我们确实不会写，也就走了，另去找人。
　　结果是，在那漫长的灾难岁月，谁也没有在大字报栏、标语栏里，欣赏过我那一笔来自颜真卿《祭侄帖》的不错书法。对此，我想，从颜真卿到我叔叔，都会满意。
　　我们在劳动现场已经什么也不怕，就怕再来一个谢顶的某师傅或不谢顶的某战士，要我们去写字作文。
　　正是怕啥来啥，那天，正这么想，一个军宣队员找到了我，自我介绍叫王政，但他叫我名字时的发音，却很特别。
　　王政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纸头，一边翻一边说：“周总理一号召，到处开始编教材、编字典，都来要人，这么小的学院，人都要光了。这张是朱端钧，这张是张可，这张是柏彬，这张是王昆，这张是吴瑜珑……对了，这张是你的，复旦大学，兄弟院校，不好拒绝。”
　　我一看，是一张简短的油印通知，落款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育革命组”，要我以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青年教师的身份，去参加一个鲁迅教材的各校联合编写组，但把我名字的最后一个“雨”字写成了“而”，怪不得刚才王政叫我，也奇奇怪怪，我听了没有反应过来。
　　我嫌路远，无法照顾家庭，反复推托。王政说，可以给我报销一张公交月票。
　　教材编写组设在复旦大学的学生宿舍里，组长是华东师大的教师，副组长是复旦的教师，组内有一半是工农兵学员，按照当时的原则，他们也是领导。编写任务其实很轻，工农兵学员们在为少年儿童出版社写一些鲁迅的小故事，用的笔名叫“石一歌”；各校来的教师在为工农兵学员注释几篇鲁迅作品，再为他们写一本通俗的鲁迅生平，我分到广州一段。鲁迅在广州只逗留了短短几个月，写起来很简单。后来听说还要为学员写几个与鲁迅对立的人物的小传，我选了胡适，从五十年代出版的几本批判文集中摘抄了一些材料，但刚写了一个开头就觉得没有意思，不想写了。
　　
　　六
　　
　　周恩来总理指示上海高校文科复课，以鲁迅作品为教材，这算是保存了一些可以与革命思潮并存的文学性。对此，周恩来总理是动了一番脑筋的。
　　林彪事件后极左势力受挫，周恩来力主大学复课，但毛泽东主席似乎只强调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没有提到文科，这在当时就成了一件缺少“最高指示”的难事。但是，周恩来知道毛泽东推崇鲁迅，又知道鲁迅是真正的作家，因此在文科教材的问题上找到了一线活路，这便是他历来处理人际关系、办理外交事务的高明手法。为了谨慎，他觉得最好先做一些试验，便在一次陪非洲外宾来上海时，指示上海的高校先试试看。谁知各校老师凑在一起，最难的不是别的，而是作为教学对象的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实在太低了。为了适合他们，编出来的东西至多只有初中水平，甚至仅止高小。我只花几天时间就把所有要写的文字都写完了，空等着别人不知什么时候才写出来，真觉得比挖防空洞还无聊。因此，成天在复旦校园里闲逛。
　　复旦的校园当时倒是一片热闹，气氛与上海戏剧学院很不一样。
　　复旦的热闹，与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形势有关。文化大革命，现在一般人总是粗粗地说是“十年浩劫”，其实按我的实际感受，应分成几个阶段，供今后的“文革”史家参考。“文革”的酝酿期大概有两年，正式起步期是一九六五年，标志是“走资派”这个概念的确立以及姚文元开始批判吴晗；爆发期是一九六六年五月至六月，标志显而易见；一九七一年是它的逻辑终点，标志是林彪事件；一九七六年是它的历史终点，标志是毛泽东主席去世和“四人帮”的倒台；一九七八年是它的思想终点，标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里有好几条容易被忽视的重要界限，譬如，一九七一年的逻辑终点。到那时，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行为主轴已经明显地以失败告终，以后的岁月，就是两派在如何评价这个行为主轴的问题上反复搏斗了。周恩来、邓小平显然是要努力以实际工作来纠正它的错误，而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和后来的“两个凡是”，则是反对这种纠正。
　　我在复旦的一九七三年，曾经名震上海的复旦学生造反派已经失势，大多数教师已经出来工作，有的在给工农兵学员上课，有的在编写教材，我们住的学生宿舍十号楼就挤了十多个教材编写组和翻译组。有一些比较著名的教授与毛泽东主席有直接交往，更显出一种举手投足间的特殊派头，这在其他高校很少见到。例如，写《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刘大杰教授总是穿着呢料深色中山装站在路边与教师和工农兵学员聊天，手上拿着一支香烟，态度非常和蔼。聊天时目光却穿过围着他的人圈，注视着路上来往的行人。过一会儿，一支香烟抽完了，要换一支，他会从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个红颜色的牡丹牌烟盒来，拿到围着他的人群前让大家随便取用。教师们都恭敬地摇手退让，几个工农兵学员却会大方地各抽一支出来，并且划着火柴为刘教授点上，再为别人和自己点，一根火柴能点四五个人。刘教授讲湖南话，我几次见到都隔着人群，听不清他在讲什么。后来听说，毛泽东主席在一次推荐邓小平先生重新出山的会议上要许世友将军读《红楼梦》，全国上下都不解其中深意，更何况许将军是一名和尚出身的粗犷武夫，与《红楼梦》南辕北辙。正好刘大杰教授以前写过一篇论《红楼梦》的文章，复旦大学有关部门就印给工农兵学员阅读，有些地方闻风还拿着这篇文章办起了一个个学习班，大家都以为，既然刘大杰教授与毛泽东主席有交往，他的字里行间也许夹带着某种毛主席没有明言的隐秘。我翻阅过那篇文章，什么也没有看出来，而且觉得刘教授对《红楼梦》的见解并不精彩。我只叹息，早知道毛泽东主席喜欢《红楼梦》，我叔叔也不会挨斗自尽了，真是死得冤枉。
　　与所有的高校一样，复旦大学的领导也是工宣队，其次是工农兵学员。当时上级对工农兵学员提出的要求是“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听说也有一批教授被“结合”到学校领导班子里边去了，譬如在中文专业就有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郭绍虞教授和写《修辞学发凡》的陈望道教授，其他系科有哪些教授被“结合”，就不太清楚了。但我想他们也只是摆设，不会有什么实权。
　　我当时在复旦，唯一的也是最亲密的朋友是外语系的翁义钦先生，他的太太与我家是小同乡。翁先生的专业是俄语，当时中苏关系已彻底破裂，我问他：“多年不用，没荒废吧?”他说：“即使在大批判最激烈的日子里，每天回家也必须渎一篇托尔斯泰的原著。”
　　我对复旦大学的教师们有一种很高的整体评价，而且经过几十年之后直到今天，这种评价有增无减。他们的学术成就未必永远胜过其他高校，但他们有一种不知如何形成的君子之风，即便在政治风雨中也默默固守着。例如，大学者章培恒先生在反胡风的斗争中为了帮助朋友而受难，凡是我遇到的每一位复旦中文系的教师，说起他都竖大拇指，没有人在背后说他一句坏话。复旦里边当然也有善恶是非，却很难听到有哪几个在社会上闹得鬼头鬼脑、腥膻满天的人，居然是复旦教师。说实话，对有些高校，哪怕是更有名的，就难说了。
　　我流落复旦的时间很短。翁义钦先生知道我家因爸爸的问题而陷入赤贫，怕我饿坏，每星期带我到教师食堂去改善一次伙食。印象中，他总会给我点一个菠菜炒猪肝。此后二三天，我的精神就会好一些，但还是无所事事。
　　我们这个高校联合编写组里掺进来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比较奇怪。不知有什么背景，不便多问，他也独来独往，行迹匆匆。大家散步闲聊时见他过来，往往就停止说话。那天中午见他匆匆从校门外进来，我们点过头正要让路，他却站下了，说：“我全见到他们了!”
　　‘
　　“见到谁呀?”大家问。
　　“工总司的司令们。他们的学习会，我给他们讲鲁迅，他们都叫我老师。”他说。
　　“他们也听鲁迅?”大家奇怪极了。因为当时在一般大学教师眼里，“工总司”的司令们大多是没有文化的混子。
　　“他们还问我了，鲁迅抽什么烟?”他说。
　　我们等他说下去。
　　“亏得我在一本回忆录里读到过，就立即告诉他们，青鸟牌。”他一笑，露出两颗发出铜绿的金牙齿。
　　他的神情使我一哆嗦，立即下了一个决心，从此不再理他。因为，我爸爸的灾难，我全家的灾难，都来自“工总司”。
　　我走开后还是气愤难平。当时年轻气盛，总觉得应该治他一治，为他那“青鸟牌”。
　　当天下午，根据我的谋划，我与工农兵学员夏志明、邓琴芳等几位演了一出恶作剧。
　　我先叫邓琴芳故意哑着嗓子打一个电话进来，找他，说外地有人来咨询重大课题，学校工宣队郑重推荐由他来接待和回答。
　　“学校工宣队怎么会知道我?”他显然十分兴奋。
　　“可能是市里的工总司打了招呼。”邓琴芳说。
　　过了一会儿，夏志明戴了帽子、眼镜和口罩，披了一件军大衣出现在他面前。握了一下手，也不寒暄，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由我拟写的纸条开始读问题：
　　“鲁迅一共曾提到过五种狗，哈巴狗、叭儿狗、癞皮狗、落水狗、乏走狗，请问，这五种狗各自的特征是什么?共性又是什么?”
　　他—听有点懵，嘴里嘀咕着：“哈巴狗、叭儿狗……”
　　夏志明心太急，也许是怕露馅，又把我下面的问题一口气读了出来：“再请问，叭儿狗是不是哈巴狗的儿子?还要问，是不是乏走狗实在走乏了，腿一软成了落水狗?另一个问题是，癞皮狗的皮，今后还能不能做狗皮膏药?……”
　　这连珠炮似的荒诞问题使他眼睛睁得很大，而且很快就警觉了。他站起来，围着夏志明走了一圈，便干笑两声。
　　所有的人其实都在门外偷听，这下就哄然大笑了。但他却收住了干笑，冲着夏志明说：“这些问题，不是你想得出来的。”然后快速地扫了我一眼，气鼓鼓地走了。
　　我当时没有预感，他会用多长的时间来报复我，只感到，连这种恶作剧也是无聊。
　　哪儿都无聊，怎么都无聊，因此，只想天天回家与外公聊天。
　　七
　　
　　那天回家，只有外公一个人在，他一见面就告诉我，姨妈和益胜昨天又来了，约我赶紧去他们家一次，商量点事。
　　“大概什么事?”我问。
　　“好像是益胜找对象的事，母子意见不合，找你评理。”外公说。
　　“妈妈去哪里了?”我问。
　　外公这才着急地告诉我：“啊呀你看我，忘了正事。你爸爸在单位的隔离室里生了病，她去看了。”
　　我想，干脆先到姨妈家去，快点谈完，然后顺道去看爸爸。爸爸历来病病歪歪，我不太在意。
　　到姨妈家，他们两人都在，见到我非常高兴。姨妈给我倒了一杯茶，端出一盘瓜子，看了益胜哥一眼，就先发制人：“秋雨，你们是兄弟，你又是大学生，评评理……”
　　一开始我有点不好意思当着益胜哥的面听他的恋爱私事，但当我看到他投向我的诚恳求援目光，就认真听下去了。
　　原来，益胜哥对姨妈张罗介绍的一个个“对象”都避而不见，全是因为他心中已经有人，而姨妈，却死活也不能接受这个人。姨妈不接受的第一个理由，是那位女子以前结过婚；第二个理由，是现在也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职业，只是一般的小裁缝。“她就住在对面，只隔了一条小弄堂，前后左右邻居都知道，叫我怎么做人!”姨妈说。
　　我看了一眼益胜哥，等他反驳。他只说：“妈说的都对，但人家人好。”
　　我的立场立即无保留地站到了益胜哥一边。
　　立场一明确，心态也轻松了，我开起了益胜哥的玩笑：“只隔了一条小弄堂，窗对窗眉目传情吧?”
　　益胜哥老实地说：“还隔着好几家。”
　　姨妈说：“狐狸精自己招人，故意在窗口伸头。”
　　益胜哥说：“怎么是狐狸精?人家是正派人。”
　　我还是对益胜哥开玩笑：“怪不得你的衣服穿得越来越有派头了，以后请嫂子为我做一套……”
　　“秋雨！”姨妈小声阻止。
　　我转向姨妈，态度恭敬地说了一段话：“姨妈，你记得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到江苏太仓劳动过吗?前些天我又去了一次，见到一对小夫妻，也是对着窗认识的，女的也是小裁缝……”
　　姨妈很警惕：“是你编的吧?”
　　我只管讲下去：“其实那女的原先不是裁缝，是当地的一个锡剧演员，可漂亮了。一天她洗澡没拉好窗帘，发现对窗有一个男子在偷看，就惊叫一声。结果是，叫声惊动了她的丈夫，对窗的男子是一个小学教师，立即被批斗。当地也在搞‘文革’，找不到敌人，正好把他说成是坏分子，站在街边示众。”
　　在房舍狭窄的中国小镇，这种故事很寻常，我曾看到一位老作家还拿这样的故事写过小说，但我当时给姨妈和益胜哥讲的是真事。
　　“这样做也太过分了，她自己没有拉好窗帘。”姨妈总是站在女方的对立面。
　　“有意思的是后头。”我说，“她觉得对不起这位小学老师，自己一声惊叫给他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就天天到造反派那里去说情，说是自己不好，没拉窗帘。造反派说，没拉窗帘也不能偷看，还是坏分子。她丈夫与造反派的观点基本一样，于是夫妻间就激烈争吵起来。争吵的结果是，她天天为那个被示众的小学教师送水、打扇，成了镇子里的一大景观，远近村庄也来围观。她丈夫觉得丢人现眼，一次次来打闹拉拽，结果只得离婚。”
　　“她应该与小学教师结婚!”益胜哥说。
　　我说：“他们和你想的一样。结婚前，她去与造反派论理，说这下他不算坏分子了吧?哪有偷看妻子洗澡成为坏分子的?造反派说：那时你们还没有结婚，因此还是坏分子。”
　　“这就好笑了，她结婚后还成了坏分子家属?”益胜哥问。
　　“是啊，”我说，“按照当地绕来绕去的土俗说法，她的身份全称是：一个偷看过老婆洗澡的坏分子的臭老婆。”
　　姨妈一听也笑了。
　　我继续说：“结婚前，剧团的领导找她谈话，说剧团正在精简裁员，你成了坏分子家属就很难留得住了，现在还来得及中止。她回答说，不能中止，裁吧。一裁，她自己倒是去做裁缝了。”
　　“真的也是裁缝?”益胜哥惊喜。
　　我点点头，说：“几次看到这对夫妻同出同人的背影，心想，我那在安徽自杀的叔叔如果当初遇到这么一个女朋友就好了。”
　　说到叔叔，姨妈也叹息了，“是啊，身边有一只女人的手撑着，怎么也倒不下来。”
　　“他们还戴着坏分子的帽子吗?”益胜哥问。
　　“谁也没说摘过。但是现在好笑的不是他们，倒是那顶帽子了。他们戴着帽子漂漂亮亮走一路，连那帽子也成了装点。”我说。
　　益胜哥点头。他突然转向姨妈，说：“人家不单是裁缝，也离过婚!”
　　姨妈不知如何回答，目光疑惑地看我一眼，知道她今天讨来的救兵帮了倒忙。但我看得出来，她也有点被我说服。
　　趁这个当口，我急忙告别，说爸爸生病了。
　　姨妈、益胜哥怪我不早说，还关照，有什么要帮忙，叫他们。
　　
　　八
　　
　　赶到爸爸单位，说爸爸已送医院。
　　赶到医院，说爸爸已送重危病房。
　　赶到重危病房，不能进去。到护士办公室，正见到妈妈神色慌张地站在那里，手上拿着好几张病危通知。
　　原来爸爸早就患有糖尿病，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天天没日没夜的折磨使他的病情迅速恶化。他一直集中精力关注着自己的政治灾难，没有太在意病情，这是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们都能理解的。好像突然间谁也不再关心自己的身体，关心了就是“活命哲学”，像叛徒、汉奸一样可耻。
　　人的身体在灾难中最经打熬，他居然都一次次硬挺过来了。后来不断地关关放放，像是在与他的生命底线进行着一场拉锯战。我几次回家见到床边有酒精灯、试管等最简陋的化验设备，妈妈说，爸爸每次回来都要在自己的尿液中测试胰岛素，他的血糖指数实在太高。
　　这次，他又突然并发急性肝炎。医生说，这两种病正好矛盾，无法治疗。
　　妈妈不相信糖尿病加肝炎就是死亡，刚才请一位护士带领，去找了医院领导，询问能不能再转个医院试试，或者找别的医院的医生来会诊。
　　医院的领导说，转院和会诊都需要所在单位批准。医院已与爸爸单位联系过，单位说爸爸是审查对象，近期内没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又说，如果医院自己愿意转院和会诊，并承担全部政治责任，单位也不反对。医院说，单位这样说，就是婉转地表示反对，医院毫无办法。
　　接待妈妈的那位医院领导人最后还说了一句：“我听说刘少奇最后也死于糖尿病和肝炎并发。”这句话说得很残酷，妈妈听了不知所措。
　　我搀着妈妈回家，路上听妈妈反复讲着一句话：“刘少奇的家属全被关起来了，没办法。我们还没有关，死马当作活马医，分头活动!”
　　
　　九
　　
　　什么单位能够说服爸爸的单位和医院呢?我突然想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工宣队领导，一位态度和气的炼钢工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知道他的姓，还在食堂排队买饭时与他聊过天。他也许能够帮我一把，给我爸爸的单位或医院打个电话，发一封盖有公章的短信，劝他们允许为我垂危的爸爸作一次会诊?这样做就要让我冒充复旦大学的教师了，但是我想为了救人一命，那位炼钢工人没有断然拒绝的理由。
　　第二天一早赶到复旦，在中文系办公室没有找到他。系里的工作人员说，他在学生宿舍几号楼还有一个小办公室。到了那个学生宿舍一打听，他的小办公室在楼梯下的小间里，可能原来是储藏室或清洁工人的休息处。一个系里的领导人愿意落脚于学生宿舍的前沿，我的印象很好。
　　他见到我很客气，一再叫我“小袁同志”。
　　我把爸爸的情况一说，他满脸同情。但当我说到爸爸还处于审查状态，单位没有同意转院和会诊，他的脸色变了。
　　等我说完，他笑了一下，说：“你说的一切我都听明白了，但这事你还是应该找自己所在的单位。在我的印象中，你是戏曲学院的?”
　　我说：“不，是戏剧学院。”
　　因时间紧迫，我来不及向他道谢，转身就走了。
　　
　　十
　　
　　当然是马上去戏剧学院。先在复旦门口乘一路有轨电车，到虹口，再转二十一路无轨电车，到静安寺，然后跑步到学院。到了革委会办公室，没什么人，一打听，工宣队回厂办学习班，军宣队回部队集训去了，一个星期以后才会回来。
　　我只能惊慌失措地去找盛钟健老师。盛老师当时住在一个无水、无厕所的小阁楼上，听我一说他也急了。他说，他立即会到医院去看我爸爸，但他自己“文革”以来一再成为冲击对象，正准备调回浙江老家工作，在学院工宣队里只有一个朋友，姓王，可以拉上一起去看爸爸，但那人是最普通的工宣队员，不能代表单位说什么话。
　　盛老师把我送下楼梯时又说：“即使戏剧学院同意以单位名义去劝说人家会诊，人家一定不会理睬，因为这不是病人的本单位。要使劝说有效，还得找高一点的单位。我听复旦的同学说，现在你们这么多教材编写组都属于市里的写作组系统领导，你认识市里写作组的人吗?”
　　我说：“原来认识一个胡锡涛，但他已不在上海。只见过一位徐先生，在徐企平老师家一起吃过一顿饭，再也没有联系过。”
　　盛老师说：“可以问问你们教材编写组的小高，他也是我的同学。他可能认识那里的人多一点。”
　　那末，我还要向复旦大学赶去。仍然是奔跑到静安寺乘二十一路无轨电车，再在虹口换一路有轨电车。
　　盛老师建议我去寻找的“写作组系统”，现在的读者一定不会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因此需要作一点说明。“文革”期间，中央的很多顶级领导机构都缩小形体叫成了“组”，例如“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等等，上行下效，各级党政部门都纷纷叫“组”了。上海市的政府行政管理系统，也变成了“农业组”、“工业组”、“政法组”、“商业组”、“财贸组”之类，其实都是市一级的局，或委员会。“写作组”与这些组并列，管辖权限相当于现在的市委宣传部、教育卫生委员会、社会科学院、社联、文联、作协，十分庞大。这种行政结构很不正常，却是当时的现实。当然，不叫“宣传组”、“文教组”而叫“写作组”也可能有一点纪念的意思，因为它的领导成员中有几个人恰恰参加过“文革”初期那个专写大批判文章的写作组。后人很容易把这两个“写作组”搞混淆了，把一个很大的行政管理系统错当成了一个写文章的小组，这就闹了笑话。
　　我在一九六八年冬天见到的胡锡涛先生，便是“文革”初期那个写作组的成员，徐企平老师想通过他来救我的父亲，没有成功。现在盛钟健老师建议我去寻找“写作组系统”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实际上是去寻找当时既管得了高校，也管得了医院的领导部门。我们在复旦的教材编写组当然也属于这个部门管辖，但我怎么能找到其中有权力向医院发话的人呢?
　　爸爸已经非常危急，而我现在去复旦，只是去找一个有可能认识那个领导部门的某个人的人!即便通过小高找到了“某个人”，他有没有可能通达有权向医院发话的人?那个人又会不会发话?
　　根据这两天的经验，我知道几乎不会有希望。
　　因此，在拥挤不堪的电车上我感到非常辛酸，心想爸爸真要死了吗?整整六年，他天天等待，不是等待洗刷诬陷，只想等待一个稍稍宽容的说法，譬如，说他的问题不属于敌我矛盾，不影响子女的前途，这就够了。但死亡已临，他没有等到。
　　
　　十一
　　
　　到复旦后便向学生宿舍飞奔，到编写组一看，幸好，小高还在。我把情况一说，他便同情地摇头，“写作组根本不会管这种事，他们怕麻烦。”
　　我说：“这对我家，可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我在上海戏剧学院一位老师家里，曾和写作组一位姓徐的先生一起吃过饭，他会有印象。我现在如果求他，他会不会帮忙?”
　　小高说：“他啊，我想不会。”说完笑笑。
　　我对小高说，能不能告诉我徐先生所在办公室的电话。小高爽快地说：“可以，我翻翻看。”
　　他在通讯录上找到了那个号码，我打过去，徐先生不在，接电话的是姚先生。我也不管了，逮住姚先生就把爸爸的情况说了一通，表示我实在走投无路了。我在焦急地说这些话的时候忽然想到对方是一个陌生人，不禁悲从中来。姚先生在电话中听到我的声音有异，就不断重复地说：“坚强些，坚强些，你坚强些……”
　　虽然毫无用处，但“坚强些”三个字还是提醒了我。我不想让房间里的各校教师看到我流泪，搁下电话后没有立即转过身来，快速地用手帕擦了一下，装着在想什么问题，低着头平平心气，然后再回头。一回头就看到大家都看着我，刚才我在电话里述说的内容和声调，他们都听到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通过哪个单位去恳求会诊，这个办法太缠绕，也没有实效。事情既然已经这样危急，不如自己找医生。
　　我说，爸爸是急性传染病，不允许自己出来找医生；不经过医院同意，其他医生也进不去。
　　后来不知谁说了句：“拿出你爸爸的病历来，找胡寄南先生!”
　　
　　十二
　　
　　胡寄南先生是复旦中文系的古典文学教师，兼通医学，是一位业余的现代儒医。据说有些绝招，经常半夜里被接到机场，到北京为领导人看病。
　　我在校园里见过他，已经很老，瘦瘦的，裹着一件崭新的军大衣，坐在别人的脚踏车后架上，疾驰而过。
　　我想，他那件崭新的军大衣一定是看好了某个军队首长的病之后所得到的报酬，此刻疾驰而过，一定是哪个系又有了危急病人。
　　后来我又看到过两次，同样是军大衣、脚踏车，同样是疾驰而过。
　　我说，爸爸的病历可能拿不到。大家说，其实胡寄南先生也不在乎病历，只在乎自己按脉。现在既然病人出不来，你就把病情说清楚，请他开个方子。
　　在我们认识的人中，与胡寄南先生关系最好的可能是吴欢章先生。吴欢章先生原来是这个教材编写组的副组长，但不久前已经离开，去管外国留学生的工作了。
　　事不宜迟，我问清了吴欢章先生家的地址，立即冲了出去。
　　敲开门，吴欢章先生见是我，真诚地表示欢迎。但是，就在几秒钟时间里，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变了，因为他发现了我脸上的表情。
　　一种无从掩饰的悲痛和焦灼，能够立即被一双善良的眼睛感受到。吴欢章先生跨前一步握住我的双臂，急促地问：“小余，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
　　听我说完，他拉我坐下，一边说着“别急”，一边却着急地搓着手，想对我作一点什么安慰。
　　他想起了什么，走到一个极小的厨房里去了。这时我才匆忙地打量了一下，发现他只有一间房子，书房和卧室合在一起，壁上有满满的书架。他端着一个小碗出来了，里边盛了大半碗桂圆汤，这当然是他的妻子慧娟为他\x9F醯摹！爸皇Ｏ抡庖恍┝耍\xAC你喝了吧，别急，别急，我马上带你去找胡寄南先生。”
　　我把那半碗桂圆汤一饮而尽，然后就跟他出了门。
　　胡寄南先生的家比吴欢章先生的家宽敞多了，看得出来，他们确实很友好。
　　吴欢章先生把我说成是他的好朋友，请胡寄南先生破例，在没有按脉、没见病历的情况下开个方子。
　　胡寄南先生看了我一眼，用响亮却略带干涩的声音说：“这个例，什么人也不能破。不见病人，怎么开方?但是不要紧，今天先听我说几句，过一个时期好一点，再来不迟，我不怕传染。不仅把脉重要，观看脸色、眼睛、舌苔也重要，到时候再开方子。”
　　我不断恭敬地点头，吴欢章先生也陪着我频频点头。
　　点完头，胡寄南先生的话也停了。我用眼睛等待着他的指示。
　　“记住，你父亲的病情，主要是湿，不是潮湿的湿，是中医里的那个湿，属于阴邪。字是一个字，意义不同，可看《素问》。你父亲，为了去湿，要多吃一种东西，不吃一种东西。” “多吃一种什么?”我急急地问。 “炒豆子”。胡先生说。 “什么?”我又问了一遍。 “炒豆子。就是把干的蚕豆炒了，不要油炸，只是炒。这种豆子，最能吸湿。” 我看了吴欢章先生一眼。 我发现，吴欢章先生也惊恐地看着我。 “绝不能吃一种东西，那种东西最湿。”胡寄南先生继续说。 “绝不能吃什么?”我问。 “苹果。记住了，不能吃苹果，、g口不是好东西。”胡先生说。 离开胡寄南先生家后，吴欢章先生对我说：“这不行，还得另外想办法……” 看来爸爸是没救了。 这事倒是怪不得胡寄南先生，他一没有看到病人，二没有看到病历，岂能乱开药方?
　　
　　十三
　　
　　我从胡寄南先生家里出来后，又赶到医院，医生已经停止一切医疗措施，爸爸也被移到了太平间隔壁的一间房子里，那里没有医疗设备。
　　人的生命非常神奇，有时看来只是游丝一颤了，但只要不断，还有可能变成千条缆索；有时看来只剩残息半口了，但只要挺过，还有可能吞吐雷霆虹霓。爸爸在临终昏迷中飞荡出来的一缕魂痕到隔壁的太平间盘旋几圈后没有降落，居然又从门缝底下钻了出来，轻轻地找回了躯体。
　　
　　使他得救的奇迹，与一位中医师的边缘性实验有关。这位中医师好像叫姚鸿光(也可能我记忆有误，请原谅)，决心要找几个被西医作了死亡判定的病人，用中医拉回到重生的边缘。对爸爸这么一个极端性病例，连姚医生也只是姑妄一试，但他成功了。
　　爸爸这次复生，除了姚医生外，还有意志的力量。
　　爸爸的求生意志主要是放不下家人。
　　但是，我们差点把他放下了。这事给了我很大的刺激。
　　我来回奔波毫无效果，除了很多人见死不救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复旦离家太远。我把大半时间，都耗在路上了。
　　爸爸病情还不稳定，妈妈身体也不好，我必须逃回市区，逃回学院。但到学院一看，全都准备着到安徽“开门办学”，我如果回来也得去，更照顾不着父母。这时，正好写作组那位曾在电话里劝我“坚强些”的老姚要我和小高一起去编一份鲁迅资料，我想只要不去复旦，在市区做什么都成，没想到鲁迅资料一条没编，就遇到了奇怪的《朝霞》事件。
　　《朝霞》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的一本文艺杂志，由写作组的一位陈女士实际主管，倾向极左，质量不高，但还是给气势汹汹的“工总司”抓住了尾巴。先说是其中一篇小说影射“工总司”，又说有一位作者署名“林正义”是为林彪翻案(其实这是作者的本名)，扬言要来“踏平”编辑部。这事牵动上层，明暗斡旋，恶恶相咬，却把写作组吓了个半死。朱永嘉、王知常等人在极度惶恐中主张脱钩，陈女士很不情愿，却离开上海“养病”去了。“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当时已是党中央副主席，他的左膀右臂都成了上海市委的重要领导，谁见了这个阵势都会害怕。
　　这里就出现了一件对我很不仗义的事情。朱、王等人为了脱钩，便想找一个写作组之外的年轻人去作脱钩过渡，心急火燎之中竟顺手逮住了我，却不向我讲清全部危险背景，只说是“工总司”一批人在捣蛋。当时“工总司”早已撑开架子叫成许多别的名字，例如“文攻武卫指挥部”、“总工会”等等，但大家还是习惯地统称他们为“工总司”。我当然也预感到这事比较凶险，但对一个设想中的情景非常好奇，想亲自观看一下：如果请那位叫做林正义的作者回家拿出户口簿，再到公安局找出自己的早年登记，一起放在那些冲击者面前，他们会是什么表情?难道还要冲击下去吗?按我的经验，上海戏剧学院的造反派再不讲理，遇到这样的物证也会轰然退兵。我觉得只要把这个起点性的事实摊开来，“工总司”一定会很尴尬。这么一想，便与一位姓许的青年工人一起去了。我们的身份很含混，好像是为那位陈女士做点联络工作的，但我们根本不知道陈女士在哪里，只知道“工总司”要来砸，写作组要脱钩，编辑部要维持。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没想到根本见不着“工总司”的人，只见他们的大字报贴得像进了一个帐子铺，密密层层，上面全写着“踏平”、“砸烂”、“捣毁”、“火烧”等等恐怖字句，黑森森的大字上划着一个个血红的惊叹号。
　　整整三个月，编辑部在两位老编辑的领导下还在继续工作，我则在编辑部外面一间屋子里，顶着拂脸的大字报办创作讲习班，讲授小说和独幕剧的写作技法，一班接一班，每天把人塞得严严实实，就像人肉盾牌，提防着”2E总司”。说实话，那三个月，只要听到比较密集的楼梯响，我都会出一身冷汗。三个月后“工总司”斗争矛头别移，风声过去，陈女士回来重新视事，只说这几个月杂志出得“勿灵光”(上海话“不好”)，朱、王也没说一声感谢，就完了。后来我突然听说，这件事不仅王洪文亲自发了话，在上海的市委所有领导都有批示，全都严词批判这个杂志，“工总司”如果真来“踏平”，具有充分理由，但写作组居然全都瞒着我!
　　不错，当时的写作组，在”212总司”面前是一个“朝不保夕”的弱者，但他们怎么能够把自身灾难悄悄地转押到一个年轻人身上呢?对此我怒不可遏，前去责问。朱永嘉说：“你年轻，怕你知道了紧张。”王知常说：“人啊，知道越少越安全。”我听了，转身就走。
　　事后我想，我在这一事件中极有可能成为可怜的牺牲品，这些人到时候连自己也保不住，对我当然弃之如草芥，谁也不会来帮助我。但我，恰恰又连带着至今还背负一系列罪名的爸爸，后果必然十分严重。已经挣扎了多年的全家，还怎么活?
　　像朱永嘉、王知常这样原先在本质上未必坏的历史学家，由于搭乘了一两个极端主义政治冒险家的风火战车，真是把自己的人生道路走窄了。
　　后来，当他们终于遇到大麻烦的时候，我倒是没有落井下石。甚至，当大批真正的写作组成员竭力把问题讲得无比严重以求将功补过的时候，我这个曾经受到他们愚弄的人却坚持认为，写作组是一个编人政府序列的行政管理系统，而不是什么阴谋集团。它的问题，不会比当时政府机构里的其他“组”更大，肯定比“政法组”小得多，在文化领域，则没有专横的“工宣队”和骄宠的“样板团”严重，尽管“工宣队”和“样板团”在“四人帮”倒台后一直奇怪地没有成为批评的焦点。我还不避嫌疑，在《家住龙华》等文章中公开悼念被分配进写作组系统的知识分子，认为好人不管在哪里都是好人。
　　我知道“文革”十年间不管是早期的写作组还是后来的写作组系统都有过比较神气的岁月，但我都没有遇到。徐企平老师、盛钟健老师等人曾经一再试图借取它的一丝须蔓，来拔救我的陷于大难的全家，也没有做到。我遇到的，恰恰是“工总司”拿着尚方宝剑刺在它喉口的那几个最可怜的月份，它却很不仁义地把我的躯体塞在剑刃边上。当剑头稍稍松开，我就走了。但是，后来环顾四周，只有我在为它讲几句公道话，尽管我那么不喜欢它。
　　《朝霞》事件后不久，我就生了肝炎。是爸爸传染给我的吗?有可能。
　　病情稍缓的时候，我在半隔离状态下写过一篇考证鲁迅佚文真伪的文章，消磨了一天时间。后来听说带头占领上海作家协会的工人造反派作家胡万春因两性关系问题被押解回工厂，心里有点暗喜，小高也讨厌这些工人造反派，兴奋地写了篇《走出彼得堡》来影射，认为工人作家的岗位在工厂，本不该到作家协会来作威作福。我觉得把胡万春比作躲进彼得堡的工人作家高尔基就太高了，便拿过来改了几句。胡万春当初用整版篇幅批判巴金先生，使得巴金先生和夫人萧珊女士不得不互相把报纸藏来藏去不让对方看到的情景，还在眼前。天道总有报应。
　　为此，我还到武康路巴金先生家里去了二次，以为胡万春事件的发生会使他的处境好一点。但是，李小林告诉我，张春桥最近作了一个措辞残酷的批示，说：“对巴金，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张春桥当时在北京正得势。
　　现代青年可能不太懂得“落实政策”这样的话了，如果翻译一下应该是：“对巴金，不枪毙就是宽大。”他把一个温和的作家放到了死刑犯的边缘，语气中充满了血腥。
　　巴金的处境是一个文化信号。我听了李小林的话，心情和身体一样疲惫不堪。
　　病情终于越来越重了，只得住院，然后在极左风声又一次突紧之时，逃离上海。
　　
　　十四
　　
　　从乱七八糟、无情无义的世界中逃到奉化半山腰的一所废弃老屋里，想念着隔了一道山的家乡。
　　我有病，不能照顾祖母；祖母年迈，也不能照顾我。我只能躲在山这边，一心祝她再长寿一点，等浩劫过去，我立即把她接回上海。
　　其实，这个时候，家乡正在发生一件真正的伤心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姨妈和益胜哥在我那次谈话后，关系融洽了一点，姨妈也去偷偷看过益胜哥的那位恋人。
　　我因爸爸的病和自己的病，没有时间再去拜访他们。但是，姨妈的生活圈子太坏了，那个集中了上海小市民刁钻龌龊思维方式的群落，只三言两语就挑动起了姨妈心底原来就有的虚荣、霸道和机谋，使事情立即走向恶化。
　　那个生活圈子，以中年妇女和老年妇女居多，其中还夹着几个老年男子，多数还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竟然快速地织成了一张庞大的罗网，想方设法去搜捕并拆散益胜哥和他的女友。
　　这种圈子，历来存在，但“文革”一来，社会失序，百业萧条，世态无聊，他们就更张狂了。
　　益胜哥斗不过这些“长辈”，又生了病，便决定离开上海，回家乡养病。
　　其实，这个家乡对他是陌生的。我小时候看到姨妈回乡探亲时背后跟着一个听不懂一句乡下方言的上海男孩，就是他，他与家乡的关系只不过如此而已。现在他要“回去”，真是走投无路了。
　　我后来总隐隐觉得，他多少受了我给他讲的那个小镇爱情故事的影响。他实在厌烦了上海，希望有一天像那对夫妻那样能在家乡小镇间成家，正好妻子也做裁缝，两人每天在小河边进进出出。
　　当然，他希望姨妈也能回去，摆脱那群无事生非的小市民，与他的女友成为一对关系亲密的婆媳。
　　他是一个孝子，知道母亲为了自己而不再嫁人的苦心。母亲的决定，对他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这也正是他陷入悲剧的重要原因。
　　他的至孝，宠坏了姨妈。
　　但他现在，只得与女友分离，与母亲分离，与外公和小舅舅住在一起，过着贫苦又充满思念的生活。
　　——终于，上海那个小市民圈子的邪恶发展到了极点，那天，他收到了一个“远房亲戚”写来的信，信上说，他母亲由于他错误的婚姻选择，昨夜上吊自杀，幸亏吊绳滑落，现正在医院抢救!
　　忠厚的益胜哥完全没有能力来面对这种“危机”，更不可能分辨信中消息的真假。他只有一个念头：“母亲死还不如我死”。当天服毒自尽。
　　他伟岸的遗体躺在外公家的门庭里。四方乡邻都来围观，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自杀的原因。
　　小舅舅十分悲痛，处理着全部丧事。外公失神落魄，脸无人色，张大眼睛看着门庭里的人群，不知言动。
　　突然，他上前一步，泪如雨下，因为他看到了从高地地赶过来的我的祖母!
　　我祖母平生从来没有到过外公家，虽然离得那么近。她畏惧过、探询过、救助过这个门庭，但正因为如此，她就不知道该怎么来跨进这一步。谁知，在八十多岁的时候跨进来了，为了益胜哥。
　　她记得当年朱家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嫁人，一个嫁到了富贵的王家，一个嫁到了贫困的余家。她还知道，其实两家都苦不堪言，而嫁到王家的大女儿，却一直在暗暗地崇拜和仿效着自己：咬牙不再嫁人，把孩子拉扯大……眼前，就是这个孩子。
　　祖母哭了，声音不大，泪滴很大。这是二舅舅后来告诉我的。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见到祖母哭过。连这次，也是听说。
　　祖母哭完，向外公道别，由我二舅舅搀扶，一步步走回高地地。半华里，当年我妈妈下嫁余家的路，我祖母心中量过无数遍的路。
　　
　　十五
　　
　　我知道这件事后，悔恨不迭。我很清楚，在讲过那个小镇爱情故事之后，如果能再找益胜哥多谈几次，哪怕，多谈一次、两次，他也不至于走这条路。
　　他会听我。
　　而且，我相信，我也有能力把姨妈劝说过来。因为只有我，能够破解上海小市民的那些邪恶套路。
　　但是，现在说这一些都为时已晚。
　　我那时还蜷缩在奉化半山，读着一堆堆古籍。读累时会到窗口呼吸新鲜空气，却不知道从西北方向的山峦间飘来的云气中，有我亲人的泪痕。
　　乡亲们后来告诉我，吴石岭北坡的坟地间最常出现的是一位上海老妇，过一些时候都要在一个新坟前悲泣半天，她大半时间已住在乡间。
　　当然，这是我的姨妈。
　　终于，背后有两只手扶住了她，轻轻地叫一声：“妈，回去吧!”
　　这便是益胜哥的恋人，那位“小裁缝”。
　　——写到这里我还是没有忍住眼泪。对不起，我没有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你，我的伟岸而老实的益胜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