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无疆

  作者:余秋雨

  那天我独自在伯尔尼逛街,绕来绕去几次迷路,后来终于悟得一个诀窍,一旦迷路就找河,找到了阿勒河就找到了最忠诚、最年老的向导,再也错不了。如此几度反复,我把伯尔尼的主要街道弄得清清楚楚。傍晚回到旅馆,伙伴们从广告资料上查到一家应该不错的餐馆,却不知道怎么走,我豪迈地当门一站说:请跟上!路线一旦摸清,以后几天逛街就变得潇洒,只一味摇摇摆摆、东张西望。克拉姆大街起头处有一座钟楼,形体不像别的钟楼那样瘦伶伶地直指蓝天,而是胖墩墩地倚坐街市,别有一番亲切。它的钟面大于一般,每小时鸣响时又玩出一些可爱的小花样,看的人很多。此刻正是敲钟时分,我看了一会儿便从人群中钻出,顺着大街往东走,觉得这一带该是每小时都被同一种钟声统领的族群所在。人的生命存在,无非印证于时间和空间,因此在这钟楼下的时间共享,其实也就是生命共享。这种共享既然被一小时、一小时安排得精打细算,那么即便素昧平生也会觉得已经深深地朋友了一场。
   突然觉得右首一扇小门上的字母拼法有点眼熟,定睛一看居然是爱因斯坦故居。我认了认门,克拉姆大街四十九号,然后快速通知车队的伙伴,要他们赶紧来看。
   瑞士拿不出自己悠久的文化史,只是近百年有些国际间的文化人贪图它的安静、美丽会到这里来住一阵,结果它也就频频地进入人类文化视野,用不着再气短自惭。
   愿意来住的文化人是什么等级?住了多久?在这里有什么创造?……这一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一座城市的器识和荣辱,至关重要,对于自身根基较薄的城市更是这样。现代国际间各个城市的文化史,其实就是文化创造者们的进出史、留驻史。因此,在伯尔尼街头看到爱因斯坦踪迹,应该当作一回事。伙伴们一听招呼就明白,二话不说跟着走。
   没有任何醒目的标记,只是沿街店面房屋中最普通的一间。一个有玻璃窗格的木门,上面既写着爱因斯坦的名字,又写着一家餐厅的店名。推门进去,原来底楼真是一家餐厅,顺门直进是一条通楼梯的窄道,上了楼梯转个弯,二楼便是爱因斯坦故居。
   这所房子很小,只能说是前后一个通间。前半间大一点,二十平方米左右吧,后半间很小,一门连通,门边稍稍一隔又形成了一个可放一张书桌的小空间。那张书桌还在,是爱因斯坦原物。桌前墙上醒目地贴着那个著名的相对论公式:E=mc2;上面又写了一行字:一九○五年,突破性的一年。
   故居北墙上还用德文和英文写出爱因斯坦的一段自述:“狭义相对论是在伯尔尼的克拉姆大街四十九号诞生的,而广义相对论的著述也在伯尔尼开始。”
   伙伴们很奇怪,英语并不好的我怎么能随口把“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这些物理学专用名词译出来,我说我很早就崇拜他了,当然关注他的学说。但自己心里知道,当初关注的起因不是什么相对论,而是一位摄影师。
   那是六十年代初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偶尔在书店看到一本薄薄的爱因斯坦著作,谁知一翻就见到一帧惊人的黑白照片。须发皆白,满脸皱纹,穿着一件厚毛线衣,两手紧紧地扣在一起,两眼却定定地注视着前方。侧逆光强化了他皱纹的深度,甚至把老人斑都照出来了。当时我们的眼睛看惯了溜光水滑、大红大绿的图像,一见这帧照片很不习惯,甚至觉得丑陋,但奇怪的是明明翻过去了还想翻回来,一看再看。他苍老的眼神充满了平静、天真和慈悲,正好与我们经常在书刊照片里看到的那种亢奋激昂状态相反。我渐渐觉得这是一种丑中之美,但几分钟之后又立即否定:何丑之有?这是一种特殊的美!——我一生无数次地转换过自己的审美感觉,但在几分钟之内如雷轰电击般地把丑转为美,却仅此一次。我立即买下了这本书,努力啃读他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那时正好又热衷英文,也就顺便把扉页中的英文标题记住了。书中没有注明拍那张照片的摄影师名字,这便成了我的人生悬案,后来当然知道了,原来是本世纪最杰出的人像摄影大师卡希(Karsh),我现在连卡希的摄影集都收集齐了。
   人的崇拜居然起始于一张照片中的眼神,这很奇怪,在我却是事实。我仍然搞不清相对论,只对爱因斯坦的生平切切关心起来。因此站在这个房间里我还能依稀说出,爱因斯坦住在这里时应该还是一名专利局的技术员,结婚才一二年吧,刚做父亲。
   管理故居的老妇见我们这群中国人指指点点,也就递过来一份英文资料,可惜她本人不大会说英文。接过资料一看,才明白爱因斯坦在这里真是非同小可,他的一九○五年惊天动地:三月,提出光量子假说,从而解决了光电效应问题;四月,完成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方法》;五月,完成了对布朗运动理论的研究;六月,完成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九月,提出质能相当关系理论;……这一年,这间房子里的时间价值需要用分分秒秒来计算,而每个价值都指向着世界一流、历史一流。
   这种说法一点儿也不夸张。去年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世纪人物,结果整个二十世纪,那么多国家和行当,那么多英雄和大师,只留下一位,即爱因斯坦。记得我当时正考察完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文明、印度河-恒河文明抵达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南麓加德满都的街市间全是爱因斯坦的照片,连世界屋脊的雪峰绝壁都在为他壮威。
   二十世纪大事连连,胜迹处处,而它的最高光辉却闪耀在刚刚开始了五年的一九○五年,它的最大胜迹却躲缩在这座城市这条大街的这个房间,真是不可思议。难道,那么多战旗猎猎的高地、雄辩滔滔的厅堂、金光熠熠的权位都被比下去了?
   很想在这里寻找一点历史逻辑,但想来想去都十分困难。
   连爱因斯坦为什么会到伯尔尼,为什么会住在这间房,后来为什么离开,也只有一些偶然原因,没有必然逻辑。
   正想着,抬头看到墙上还有他的一句话,勉强翻译应该是:一切发现都不是逻辑思维的结果,尽管那些结果看起来很接近逻辑规律。
   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也知道他否定逻辑思维是为了肯定什么,于是心中窃喜。
   这便是我知道的那位爱因斯坦,虽然身为物理学家,却经常为人文科学张目。近年来爱因斯坦文集中文本出版,里边有大量人文科学方面的篇章,尤其是他对宗教、伦理、和平、人权、生活目标、个人良心、道义责任和人类未来的论述,我读得津津有味,有不少句子甚至刻骨铭心。前年黑龙江有一位读者在报纸上发表一封公开信,问我在被文化盗窃集团组织的威胁、诬陷、围攻浊浪中如何自处,我回信说:“读爱因斯坦。”
   在故居里转了两圈,没找到卫生间,开始为爱因斯坦着急起来。怕他也像当初我们住房困难时那样,与别人合用卫生间。这种每天无数次的等待、谦让、道谢、规避,发生在他身上是多么不应该。但一问之下,果然不出所料,顺楼梯往下走,转弯处一个小门,便是爱因斯坦家与另外一家合用的卫生间。
   正在这时,钟楼的钟声响了。这是爱因斯坦无数次听到过的,尤其是在夜深人静时分。他在这钟声中怔怔地思考着宇宙的时间,于是,这间小房也就成了无限的空间。
   爱因斯坦在伯尔尼搬过好几次家,由于这间小房是相对论的诞生地,因此最为重要。但瑞士不喜欢张扬,你看这儿,只让一位老妇人管着,有人敲门时她就去开一下,动作很轻,怕吵了邻居。楼下那个嘈杂的小餐厅,也没有让它搬走,那就只能让它的名字在玻璃门上与爱因斯坦并立,很多旅人看到后猜测疑惑,以为那家餐厅的名字就叫“爱因斯坦故居”,也算得上一种巧思,终于没有推门面人。
   伯尔尼以如此平淡的方式摆出了一种派头,意思是,再伟大的人物在这里也只是一个普通市民。我觉得在这方面他们做得有点过头,爱因斯坦的这处故居还应该再好好打理一下;但比之于我们常见的那种不分等级便大肆张扬的各色名人故居,这里的淡然方式更让人舒服。其实也正因为这样淡然,才会吸引真正的大师巨匠来安静居住。